以創新的精神迎接綠色工業革命

　　氣候變化問題從來沒有像當前這樣得到空前關注。在哥本哈根舉行的世界氣候大會表明，世界將全面進入低碳經濟時代。中國在低碳經濟發展格局中將扮演什么樣的角色？中國如何有效應對低碳經濟的挑戰呢？這些是我們不得不思考和研究的問題。帶著這些問題，本報記者日前采訪了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教授，請他做客《首席觀點》欄目，他是該領域的著名專家。

　　21世紀最大的挑戰是全球氣候變化

　　記者：氣候變化問題是當今全人類面臨的挑戰。在哥本哈根世界氣候大會前后，我們看到，無論是各國政府還是民間人士，都對氣候變化問題給予了高度關注，并寄望采取切實行動來應對這一重大挑戰。在你看來，這一挑戰為何在當前顯得尤其嚴峻而迫切需要各方積極應對呢？

　　胡鞍鋼：由于對自然這樣一個系統知識的有限性，人類對氣候變化問題的認識有一個由淺入深的過程。從理論共識到共同行動，同樣需要探討和探索。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直到1989年才成立，才有了第一個關于氣候變化的IPCC報告。換句話說，人類真正意識到氣候變化是最大的危機其實是近二三十年來的事情。

　　溫室氣體排放的一個特性在于，長期的滯留性進而會產生數量的累積效應。新增數量越多，其累積效應就會越明顯。根據世界銀行提供的資料，在工業化之前的1000多年里，全球平均溫度變化是相當有限的；而在過去100多年的時間里，人類由于傳統的工業革命，二氧化碳的排放迅速增加，使得全球的平均溫度比工業化革命之前提高了將近1攝氏度；更重要的是進入21世紀，如果按照目前的這個發展模式進行下去的話，有可能在2100年全世界的溫度比工業化革命前升高5攝氏度，最新的估計認為會達到7攝氏度。這會導致冰川溶化、海平面上升、大片陸地淹沒、成百上千座城市消失，其災難將是慘重的。

　　溫室氣體排放的另一個特性在于，存在全球范圍分布的均質性。不管是發達國家排放的還是發展中國家排放的，不管是在北半球排放的還是在南半球排放的，這些所排放的溫室氣體最終作為一個整體影響全球氣候。因此，應對全球氣候變化不是哪幾個國家的事情，而是全人類的共同事業。這次哥本哈根世界氣候大會，參與國家和地區的廣泛性體現了溫室氣體排放的這一特性。

　　而近期，一些太平洋島國因海平面上升而不得不搬離家園的事實，也讓人們切實感受到全球氣候變化已經在真實影響人類的生存與發展了。為了人類共同的家園，采取切實行動迫在眉睫。

　　世界正在開始第四次工業革命

　　記者：為了應對全球氣候變化，世界各國開始大力發展低碳經濟。我們看到，上自國家經濟發展戰略，下至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低碳經濟的概念已經滲透其中。對此，你作何認識？

　　胡鞍鋼：當前，人類正處在發展歷史的十字路口上。根據國際能源署IEA提供的數據，人類處在十字路口的時候實際上有兩種未來的發展模式。一種模式是沿著1750年以來的工業化曲線，繼續遵循“黑色發展軌跡”走下去。這條所謂“黑色發展軌跡”具體而言就是，全球經濟總量繼續增長，與此同時碳排放也隨著持續上升，全球氣溫以加速度升高。如果按照這樣的趨勢走下去的話，到2030年全球碳排放將會達到大約400億噸，而且還會繼續上升。顯然，這就會導致全球巨大的生態災難。這不符合人類的共同利益，必須擯棄這樣的發展模式。

　　人類還有另外一條道路可以選擇，那就是“綠色發展之路”。換句話說，在未來經濟增長的同時，碳排放開始脫鉤乃至下降。這就是世界各國正在努力實現的目標。只有人類共同合作，走綠色發展之路，我們才有可能把溫度上升的幅度控制在工業化之前的2攝氏度。目前，世界各國進行溫室氣體排放控制的方式主要有兩種：一種是總量控制。例如，最近哥本哈根會議上，歐盟提出到2020年排放量比1990年降低20%的中期目標。另一種就是碳強度控制。所謂碳強度是指單位國內生產總值即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計算方式類似于能耗強度，但與能耗強度有根本不同。中國政府從發展中國家的實際出發主要著眼于控制碳排放強度，宣布了2020年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目標。

　　提高碳排放生產率的要求將催生出大量新的技術、工藝和生產方法，新的市場、管理機制和商業模式，新的制度安排。種種跡象表明，這將是一場具有歷史意義的重大創新，將引領人類社會進入以綠色發展為特征的時代，其規模、深度和影響力，很可能與人類社會曾經歷過的蒸汽機、電力、信息等重大技術革命處于同一水平。國際能源署IEA認為，實際上人類進入21世紀以后將會發生一場新的工業革命，叫做能源革命和環境革命。這就是我們所看到的第四次工業革命——綠色工業革命。

　　中國將在這場綠色革命中扮演重要角色

　　記者：正如你剛才所說，世界正在開始第四次工業革命。這次工業革命對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產生的影響將是非常深遠的，誰能夠引領這次工業革命，將在未來世界經濟發展中保持領先地位。對于發展中國家的中國而言，我們在這場綠色革命中將扮演什么樣的角色？如何抓住這個時代發展機遇呢？

　　胡鞍鋼：我們知道，中國在第一場工業革命、第二場工業革命中是失去了發展的機會，并因此從經濟總量達到世界總量三分之一的世界最大經濟體，在全世界的飛速發展面前變得迅速落后，在1950年時我國經濟總量甚至降到了世界的二十分之一。直到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時候，小平同志于30年前作出了改革開放的偉大決策，從而開始扭轉了我國落后的局面。因此信息革命我們趕上了，并且從一開始的“落伍者”，很快成為積極的“采用者”、“引進者”，乃至成為世界最大的消費者、出口者、生產者，甚至會成為創新者。

　　面臨新一次的綠色工業革命，中國不能也無法與其失之交臂。我們應該迎接這場革命，參與到這場革命之中。一個基本的事實是，從傳統工業化模式一路走來，擁有全球最多人口的中國不經意間成為了巨大的碳排放國家。根據1990年時的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數據計算，1990年中國占到世界的10.7%，1890年以來中國碳排放的累計量已經達到5.0%；到2007年中國的碳排放已經超過了美國，達到了21.1%，也超過了我們總人口19.7%的比重，1890年來的累計量在2007年已經占世界總量的9.0%。盡管發達國家是歷史碳排放總量最大的，但實際上中國僅僅是排在美國之后而居于第二位了。更為重要的是，根據IEA的統計和分析，我國1890年來的歷史排放量到2020年將達到世界總量的13.0%，2030年達到世界總量的16%。由此可見，時代將中國推向了歷史舞臺的正中央，中國將不得不在這場綠色革命中扮演極其重要的角色。

　　而就國內具體情況來看，中國傳統工業化道路基本上是按照小平同志所提出的“貓論”走下來的。從當時意識形態創新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在中國和世界的一體化進程中，當放在長期的歷史長河中認識的話，我們需要反省自己發展的路徑和代價。大家知道，發展是硬道理，但同時發展本身也是悖論。不同的發展模式會有不同的代價。2000年以后，我國經濟成長率提高到9.4%，比“九五”時期提高1.6個百分點，但是可以看到，我們的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的代價急劇上升，特別是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從負增長提高到高增長，而且高于經濟增長。現有的發展模式對本國乃至全球產生了顯著影響。

　　因此，中國如果不能夠加快改革，將會危及我們自身，因為中國有著13億人口，很可能會是世界上最大的污染受害者。這就需要我們進行發展模式的轉變，也就是從加快發展的主流思路，轉向科學發展的主流思路。

　　創新是迎接綠色革命的必由之路

　　記者：溫家寶總理在哥本哈根氣候變化會議領導人會議上的講話中談到，“我們始終把應對氣候變化作為重要戰略任務。1990~2005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強度下降46%。在此基礎上，我們又提出，到2020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在如此長時間內這樣大規模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需要付出艱苦卓絕的努力。”在你看來，中國提出這樣減排目標的現實基礎何在？能夠實現這樣的目標嗎？

　　胡鞍鋼：事實上，中國在發展的進程中高度重視氣候變化問題，為應對氣候變化作出了不懈努力和積極貢獻。而中國要從傳統經濟發展模式轉向綠色經濟發展模式，至少需要三個五年規劃。第一個五年就是“十一五”期間，首次根據科學發展觀制定了“十一五”規劃，首次引入和強化了“節能減排”作為一個約束性指標。到2010年年底，我們有望實現這一目標。第二個五年就是“十二五”。我們首次把其規劃定位為“綠色發展規劃”，以便進一步強化綠色發展指標。第三個五年就是“十三五”規劃。我們要繼續強化節能減排，不僅是政府的政策支持，最重要的是充分利用市場的機制。

　　中國實際上有不同的減排路線選擇，但我們最終選擇的是在2020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達到高峰，而后開始下降。這對中國是巨大的挑戰也是巨大的國際壓力，但是反過頭來又是我們參與和發動創新第四次工業革命，即綠色工業革命的一個機遇。我們相信，中國政府的這一減排目標能夠實現。正如前文所指出的那樣，我們的減排目標不是針對碳排放總量的，而是針對碳排放強度的。碳強度指標是由GDP總量與溫室氣體排放量兩個變量共同決定的。在經濟發展較快時，由于分母GDP在增加，因此碳強度的降低相對更容易；而在經濟增長為零時，碳強度控制等同于總量控制。中國的碳強度指標是在假設GDP年增速8%~9%計算而來。由于經濟增長潛力較大，如果經濟不出現大滑坡，能夠保持8%以上的年經濟增速，那么，中國要完成碳強度減排指標還是有把握的。

　　記者：如何實現這一路線圖，或者說需要選擇什么樣的路徑？

　　胡鞍鋼：要實現這樣的目標，如果按照傳統的發展思路肯定不行，但是如果我們能夠找到新的一種創新路線，情形將會改觀。這條路線有賴于幾個方面的創新。首先是發展理念的創新。我們需要解放思想，從原來的加快發展轉向科學發展，從原來的實際上的黑色發展轉向綠色發展。發展理念的創新非常關鍵，它決定了可能采取的發展模式和發展路徑，會根本性地影響發展結果。第二是市場創新。這就是要鼓勵綠色消費，創新綠色消費市場。盡管在擴大內需過程中已經考慮到這些了，但仍需要研究怎么能讓市場發揮更大的作用，用市場來引領綠色消費革命。第三是國家治理的創新。這就需要轉變政府職能，轉變政府治理理念，從追求GDP增長轉向追求綠色GDP增長，從單純追求經濟增長轉向兼顧自然生態環境、社會良性發展。應該說，國家治理的創新，“十一五”規劃是一個重大的標志，“十二五”和“十三五”將強化職能轉變。第四是綠色技術創新。一方面要努力開發新能源技術，大力發展新能源；另一方面要促進低碳技術創新，實現節能減排。

作者簡介：胡鞍鋼 中國科學院工學博士，現任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科學院-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先后在美國耶魯大學、哈佛大學、日本早稻田大學等多所世界著名大學和研究機構，做訪問教授和客座研究員。現已正式出版國情研究系列專著和合著共16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