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札記：圍觀“兩會”公車改革

“兩會”進入高潮，繼續圍觀與汽車有關的議案。3月5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今年“兩會”上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規范公務用車配備管理并積極推進公務用車制度改革，并強調2011年公務車輛購置及運行費等支出原則上零增長，切實降低行政成本。報告甫出，有關公車改革便再次引發全民熱議。不少人士認為中央政府高層已經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和改革的緊迫性，呼吁已久的公車改革終于初現曙光。

3月8日，由《新京報》刊發的一篇題為《中央擬規定省部級以下官員不再配專車》的新聞報道迅速占據了各大主流新聞媒體頭版頭條的重要推薦位。該報道引述全國政協委員、中央國家機關工委原副書記李宏在7日透露的信息稱，“近期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下發‘黨政機關公務用車配備使用管理辦法’，分別針對省部級和省部級以下單位做出規定，省部級官員提升職務后，也不能換車。” 據李宏介紹，“公車改革肯定要推，這次中辦（中共中央辦工廳）和國辦（國務院辦公廳）的文件下發后，地方再據此進行調整。今后還將通過市場機制、貨幣化的方式改革。”

人民網、新華網等政府網站公開的全國政協委員、農工黨重慶市副主委、重慶市監察局副局長杜黎明題為《推進公務用車改革勢在必行》的發言稿中提及的數據令人瞠目，更為公車改革的討論旺火上澆了助燃劑。杜黎明根據國家有關部門提供的數據表示，目前黨政機關及行政事業單位公務用車總量已達200多萬輛(不包括醫院、學校、國企、軍隊配車)，每年消費支出已達1500億至2000億元，而每年車輛購置費增長率更是達到了20%以上。“2011年公務車輛購置及運行費等支出原則上零增長”，壓力可想而知。

為此，有人大代表建議，公車改革可否試行“私車公用”？通過補貼、報銷的方式“曲線”改革，將私車納入到體系中，可在一定程度減少公車居高不下的使用成本。連續8年不斷呼吁公車改革的全國人大代表、湖北省統計局副局長葉青通過“一個人的公車改革” 實踐證明“私車公用”每年可為納稅人省下8萬至10萬元左右的費用。《新京報》在社評中以此例證明“公車改革絲毫不影響公務活動的開展”。

不過，公車改革實際開展之難，壁壘之多非可想象。廣東省委機關報《南方日報》意識到“公車的特權思想在各級官員的頭腦中是根深蒂固的”，不是僅憑幾個會議、若干文件就能促使其放棄這種特權利益的，由此呼吁“要從公車的購置、運行、監督、問責等多個方面予以嚴管，并讓各個環節暴露于‘陽光’之下”。貴州日報報業集團旗下《貴州都市報》希望“公車改革不能總是說說而已”，并分析道，成敗的關鍵在于我們能否從制度層面實質性地修復民眾的話語權。山東省級綜合性日報《齊魯晚報》在社評中吶喊“公車改革還需攻堅”：攻堅莫畏難，公車改革必須加大“油門”，克服阻力。
規范使用，將是公車改革首要之法。根據前述中央政府的文件指示，省部級以下官員將取消配備專車的福利，但此項規定是“新規”還是“舊規”尚待商榷。根據對1994年的《關于黨政機關汽車配備和使用管理的規定》，1999年的《關于調整黨政機關汽車配備使用標準的通知》以及2004年的《中央國家機關公務用車編制和配備標準的規定》這三部規定的解讀，《每日經濟新聞》指出“省部級以下干部不配專車”早在1994年便已經是明文規定，該報還表示，“省部級以下官員不配專車”之所以會被媒體和公眾當做一條新規，大背景是省部級以下官員專車在現實中并不少見。

而從目前社會實情來看，毋庸評說廳局級干部的專車配備情況，就連縣鄉級別的干部大多擁有專屬座駕。知名媒體評論人石述思在給FT中文網撰寫的專欄中就此帶有戲謔成分地評論道，“村長沒混個專車是可恥的”。公務用車在制度約束不力背景下的使用亂象由此窺一斑便可見全身。

人民日報社所屬《京華時報》早些時候的的報道援引了中央紀委副書記、監察部部長兼國家預防腐敗局局長馬馼在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的講話稱，“今年要清理公車，主要搞兩項工作：首先第一步要對公車進行規范，規范公車的編制和使用范圍，嚴禁公車私用。同時，在這基礎上，推進公務用車的改革。”

盡管這種官方表態較之以往堪稱嚴厲，但因未有明確的細則支撐，因此持懷疑者仍難釋懷，各省市機關報對此亦有微辭。“公車改革不能“新瓶裝舊酒”是廣州市委機關報《廣州日報》的立場表態。面對已經持續將近17個年頭的公車改革，武漢市委機關報《長江日報》認為雖然公車改革早已達成社會共識，但面對從公共財政中源源流出的公車消費，卻一直難有治理之策，甚至一些地方的公車數量都是一個謎。“喊了多年的公車改革，這兩天發出的聲音特別給力。” 浙江省委機關報《浙江日報》在社評中的緩和語態可以看見其對此次公車改革存有信心，但面對體制問題作者只能無力呼吁“公車改革須動真格”，“公車改革要真正落實，必須建立健全公眾參與和監督機制。只有讓公車配置現狀、費用支出和使用情況更透明，讓公車時刻處于公眾的監督之下，公車改革才能真正落到實處”。

《21世紀經濟報道》分析認為“公車改革背后是行政體制改革，政府預算改革、加大社會監督都是短期內可努力的方向。”不過，“如果不從行政體制層面進行宏觀改革、嚴格界定政府職責和限制大大小小的首長權力，那么那些事關公車改革微觀層面的技術改良必將會事倍功半。”

撇開公車改革相關議案，本周“兩會”汽車界的其他議案則不溫不火地被討論著，李書福提出的兩大議案（“城市治堵”和“工人漲薪”）仍被諸多媒體紛紛報道引用，其本人也憑著這兩大頗具人氣的議案受邀接受多家媒體專訪。
新華社所屬《參考消息-北京參考》認為，李書福去年就提出了關于迎接“汽車社會”到來的提案，在此基礎上，李書福今年將提案更具體化及明確化，針對各地紛紛出臺的治堵政策，提出了自己對于解決堵車問題的看法。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辦的綜合性日報《中國經濟時報》指明李書福首次以吉利集團董事長及沃爾沃轎車公司全球董事長的雙重身份亮相“兩會”，“備受媒體關注”。《21世紀經濟報道》則洞察李書福提案的背后，正影射出中國汽車的轉型之痛——樹立企業品牌形象，增加產品附加值，提高品牌溢價能力等正考驗這以奇瑞、吉利和比亞迪等為代表的自主品牌。

這位春風得意的企業家在接受新華網、中國網等國家重點新聞門戶專訪時也不忘表示對黨的擁戴，“企業一定要聽黨的話”的論調一時間遭到瘋傳，在李書福看來“這是中國市場經濟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則，沒有什么好討論的。”

《經濟觀察報》針對自主品牌、新能源汽車、產業政策以及稅費改革掛鉤治堵四方面問題概括出今年汽車界“兩會”的四大熱議，其中針對自主品牌生存困境提出了明確的擔憂：2011年，隨著兩大“基本法”（新版《汽車產業發展政策》和汽車產業“十二五”發展規劃）的落槌實施，自主品牌將徹底落于現實危機與政策愿景的雙重壓力下。

此外，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一汽集團進出口公司總經理李維斗有關“停止外資第二家合資企業審批”的議案得到了較多關注。《第一財經日報》認可李對汽車行業 “合資病”的直言不諱以及建議修改汽車產業政策中的相關條款，并稱“如果評選今年最敢說話的汽車兩會代表，其可拔頭籌”。事實上，究于目前中國汽車企業在技術提升方面的止步不前，以及以奇瑞、吉利和比亞迪等為代表的傳統自主品牌遭到林立在中國市場之上合資企業的圍剿，已經有越來越多的聲音在質疑這一推行已經近30年的合資政策的合理性和繼續推行的必要性。